中书协副主席被查背后的 “书法腐败”
本刊记者/周群峰
发于2020.8.24总第961期《中国新闻周刊》
8月12日上午,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通过远程视频系统,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赵长青受贿一案。官方披露的照片显示,庭审时,满头灰白发的赵长青神情黯然。赵长青当庭表示认罪悔罪,该案未当庭宣判。
赵长青现年67岁,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下称“中书协”)原分党组书记、原副主席。检方指控:2006年至2019年,赵长青先后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获批中书协会员、当选中书协理事、协调工程项目合作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直接或通过他人收受12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2486万余元,应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中国书画艺术家协会主席、广东华人书法院院长刘佑局曾任中书协创作委员会委员,与赵长青有过多次直接接触。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赵长青虽然时任中书协副主席,但因他还是分党组书记,按照体制,其实是中书协的一把手。刘佑局评价,赵不懂书法,靠学术没法和专家比较,是靠搞歪风邪气上位的,“在赵长青主政中书协期间,把中国书坛的歪风推向了高峰。”
有业内人士认为,近年来,各级书协官僚气息越来越浓,人文气息越来越淡。不少官员加入书协后,使行贿者争相通过一掷千金“求墨宝”的方式进行“雅贿”。不少落马官员,也都有喜欢书法的“雅好”,其中有些还是中书协会员,被外界称为“官员书法家”。
看似高雅清净的书法界究竟隐藏了多少腐败乱象?这种腐败又该如何防治?
敛财之道
“头发花白,金边眼镜,说话得体,如同一位儒雅温和的长者。”这是多位与赵长青有所接触的人对他的初步印象。
赵长青生于1953年7月,是辽宁义县人。他长期在黑龙江任职,历任黑龙江团省委副书记、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联党组书记等职。2005年12月,任中书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秘书长。2014年4月,任中书协副主席。2018年6月,他从中书协顾问任上退休。
过往报道称,赵长青自幼酷爱诗书,二十多岁时即在省级、国家级报刊发表过诗歌、散文、文艺评论等。由他创作的《望大陆》《五环之花》等4首歌词,还曾在《中华情》和2008北京奥运征歌评选活动中获奖。
2008年5月,中书协授予泰山“中国书法名山”称号,并举行授牌揭碑仪式。目前,位于泰安市天地广场的“中国书法名山碑”上的碑文为赵长青撰文。
2019年10月18日,赵长青受邀到辽宁省北票市大黑山景区采风创作。当日,由他带队的16名书画家来此采风,并创作了50余米的书法长卷、几十幅书法美术作品。当时,关于他即将被查的消息甚嚣尘上。十天后,传言被坐实。
2019年10月28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央宣传部纪检监察组和山东省监委发布消息称:赵长青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央宣传部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和山东省监委监察调查。
刘佑局曾任中书协第五届全国书法展评委。他称,赵长青比较严重的问题出现在第九届全国书法展上。全国书法展每四年举办一次,业内也称为“国展”,被誉为中国书坛“全运会”,是全国书法界最高规格的作品展。
2007年12月,第九届全国书法展在广州开幕。该届书展由中书协、广东省委宣传部联合主办,广东省文联、省书协协办。这也是赵长青上任后举办的首届“国展”。
时任广东省书协副主席张桂光曾向媒体透露,为了拿下举办权,时任广东省书协主席陈绍基亲自去北京商谈,交了300多万元保证金才签了办展合约。
刘佑局称,1980年第一届“国展”时仅花费5万元,而第九届“国展”花费高达2500万元,“为什么相差这么大?这些钱都用到哪里去了?为什么没有监督和审核?”
刘佑局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届“国展”出现了很多奇怪的现象。比如,展览结束后,结集出版的作品集,印刷数量仅一万册,满打满算最多60万元,但却被做账200多万元;展览场馆,按市场价,场租90万元左右就足够,但却花费了300多万元;此外,总计174万元的参评费也不知去向……
2015年,艺术评论家、甘肃纪实作家张弓在网络发文,实名举报赵长青。文章列举了他的10条“敛财”方式:把自己包装成一流书法家,堂而皇之地卖字敛财;通过办各种书法展览和活动从中渔利敛财;借书法工作者加入协会的机会,大肆收受“买路”钱敛财;编造文化产业项目,骗取地方政府财政投入敛财;巧列名目从事考察活动,“敲诈”企业和地方各级机构敛财;借用中书协的人脉资源,拉帮结派,搞小团体,扮演行贿受贿掮客角色敛财;贩卖书协官位给私营老板和既得利益者借机敛财等。
该文还称,在中书协,赵长青有一个“三人小组”。他们在赵长青的敛财之路上充当着“白手套”的角色,仅审批各地书法之乡和书法城市,每年的收入就有几百万元。
多位受访者称,赵长青主政中书协期间,非常热衷于举办“中国书法名山”“中国书法名城”“中国书法之乡”等评选活动。为了得到这些“招牌”,地方的主政者也乐意向其靠拢。过往报道显示,在赵长青带队考察或授牌期间,地方上一般都有市主要领导、甚至省部级领导接待陪同。
张弓称,赵长青的书法在业界被认为水平一般,但当了中书协领导后,他一幅字的售价就提高了几十倍。
曾有媒体报道称,早年赵长青的手书条幅售价只有几千元人民币一幅,在书协领导任内,其作品价格飙升,最高到五六万元一幅。国内某拍卖网站显示,2014年赵长青一幅字曾拍出11.5万元的高价。
张弓称,当时他是某知名门户网站艺术版块的负责人,收到很多关于赵长青的举报材料。此后,他对很多举报信息进行了求证调查,包括询问了多名中书协老领导。
他表示,公开举报后,赵长青多次通过一些有名望的人找到他,劝其删稿,并许诺为其出书等。“2015年,赵长青曾几次通过中间人找到我,说要亲自见面和我聊聊。我居住在兰州,当时甘肃省也有官员找我说情,希望我能删帖,被我拒绝。他们便抬出曾在我老家宁夏担任过要职的某位领导压我。”
2015年8月11日,兰州警方还以北京有多人报案为由找到张弓。张弓回忆,警方称举报信内容为道听途说,让他删稿消除负面影响,“从下午2点一直问到晚上7点多。”最后,因没有确切证据,问询也不了了之。
煤老板热衷于当副主席
赵长青被查后,安徽省书协原主席李士杰失联的传闻便不胫而走。澎湃新闻援引安徽省书法院相关负责人的话说,自2019年10月16日前后,李士杰就不在合肥,目前无法联系。
业内有人用“青年从戎,壮年从政,晚年从书”概括李士杰的履历。1952年,李士杰生于安徽宿州,17岁入伍,曾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并立下战功。转业后,他历任宿州燃料公司人事股长、副经理、经理、物资局长等职务,1992年任宿县地区商业局副局长。
2003年,李士杰调入煤炭工业合肥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系安徽省属国有企业),历任该院处长、副院长、党委书记。2009年,在中书协五届五次理事会上,李士杰当选协会理事。2012年李士杰退休,其后组建了安徽省书法院。2013年,他当选安徽省书协主席,2019年1月卸任。
李士杰财富的积累与煤炭领域关系密切。天眼查显示,李士杰是安徽省物资能源有限公司等14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经营范围涵盖煤炭、钢材、建筑材料、书画装裱等领域。
李士杰和赵长青存在多处交集。2009年5月,中书协五届五次理事会在合肥召开,赵长青是时任分党组书记兼驻会副主席,李士杰被增补为第五届中书协理事,之后李士杰连续当选第六、第七届中书协理事,与赵长青共同出席过多场活动。
2017年11月5日,知名书法家、暨南大学教授曹宝麟公开举报李士杰涉嫌巨资贿选。曹宝麟称,2010年第六届中书协选举时,李士杰并不在副主席候选人名单中,竟然半数人在选票上另添他的名字并投了票,“如果每个受贿者10万元,250位代表就意味着他砸下了2500万元”。
随后,李士杰以涉嫌诽谤将曹宝麟诉至法院。2019年1月,安徽宿州埇桥区法院公开《曹宝麟诽谤一审刑事调解书》,双方已达成调解协议,李士杰撤诉。
2019年3月,曹宝麟发布声明称:“本人从未认为所述贿选之疑属不实言论,但对于贿选金额是否是2500万元,本人作为一介平民,实难从容举证。”
刘佑局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李士杰早年曾是煤老板,后来混成了厅级干部,又靠一路拉票当上中书协理事。“他那不叫书法,叫老干部体。他还没有成为中书协理事时,就竞争副主席一职。虽说没有竞选成功,但是得票却很高。”
刘佑局称,当时业界广泛传闻,在那次换届选举时,李士杰为竞选中书协副主席一职,向赵长青巨额行贿。
位于合肥的中国书法大厦背后也被认为有李士杰与赵长青的影子。一篇题为《中国书法大厦的缔造者——李士杰》的文章介绍,大厦是由李士杰担任院长的安徽省书法院引资建造,经中国文联同意、中书协批准命名、巨资打造的全国首座综合性高层次的书法创研基地。中国书法大厦地上23层,地下2层,总高113.8米。
2013年12月28日,中国书法大厦举行奠基仪式,赵长青等中书协领导出席仪式。
此外,该大厦也被业界质疑当作星级酒店经营。该大厦官网介绍,该大厦7至23楼共有客房340间,574个床位。康体中心位于大厦5楼,设有健身房、游泳池、瑜伽室等,总面积1600平方米,SPA(即水疗)则位于大厦6楼。
书协乱象
在2011年1月1日,刘佑局向中书协主席团呈书退出中书协。他直言,中书协已经忘掉初心。
刘佑局称,他在上世纪80年代初加入中书协。当时风气很正,他与曾任中书协主席的舒同、启功等来往密切。“我当时经常去启功家做客,谈论的话题也都是艺术。那代人都有情怀,在书法造诣上,也肯下功夫。”
他认为,大约从上世纪90年代初,中书协就开始变味。当时各级书协都纷纷开始追求经济利益,有些人进书协后,因为没有传统书法的底子,便出现了所谓的“流行书风”。
刘佑局说,这种所谓的新书法形式,名为创新,实际都是以拙丑及粗野狂怪为主,是功利主义的集体表现。艺术创新“要有充足的理论依据,不是说歪头歪脑就是创新,当时有些不懂书法的人,因为没有传统文化的基本功力,所以写流行书风容易上手、浑水摸鱼,当时出现了这种歪风”。
刘佑局称,之所以有人挤破头想当选各级书协领导,根本原因还是有利可图。原来一平尺只有两千元,当了书协领导后,可以蹿升到几万元。
他称,更有甚者,组织所谓的“国展速成班”,给热衷于在“国展”上获奖的书法爱好者授课,捞取高昂授课费。其实就是教学员花钱找关系,组建关系网。“与其说是授课,不如说是教授学员怎么投机。”
刘佑局表示,这些年来,中书协还搞了很多专业委员会。中书协官网显示:中书协现有40个团体会员和15000余名个人会员,设学术委员会、篆书委员会、隶书委员会、楷书委员会等13个委员会。刘佑局认为,有些专业委员会已经被培植成“进贡”委员会,增加一个委员会就是增加一次分割利益的机会。
在地方书协,名誉主席、副主席等“书官”也越来越多。刘佑局称,中书协成立之初,各省书协的副主席一般也就两三个人,最多三五个,现在很多省书协的副主席一抓一大把。
多位业内人士称,南方某省书协曾公开兜售副主席职务。“5万元一个,还得有关系才能买到。后来引起很多非议,被叫停了。”
2013年1月23日,陕西省书法家协会官网公布了新一届主席团成员。选出的领导层有62人之多,除了1名主席,其余职位人数都多得离谱,名誉主席11名、常务副主席16名、副主席18名、顾问6名、副秘书长10名。换届选举大会当天,出席的陕西省书法界代表有242人,照此计算,不到4人中就有一人喜摘协会“官帽”。此外,这届当选者中不乏官员身影。
2014年11月,中央巡视组到陕西巡视后,在反馈意见时提到陕西领导干部参与书画活动过多的情况。当月,陕西省纪委、省委宣传部、省委组织部、省监察厅、省民政厅召开联席会议,提出整改意见,要求副厅级以上干部全部退出协会。同年11月25日,陕西民间组织管理局下发清退协会内相关领导干部的文件。此后,共有8名副厅级以上干部辞去陕西省书协领导职务。
一位省级书协会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很多地方的书协领导也巴不得党政领导干部入会,并推举他们成为协会领导。这些领导干部的作品水平是次要的,有了领导干部进来,就可以提高协会影响力。协会开展活动时,也可以借助他们的权力和人脉,方便筹钱。此外,有些人加入书协,也是为了混进官员的朋友圈,书协被认为是接触权贵的快速通道。
还有受访的知情者透露,有些手握协会大权的书画家虽然自己早已暴富,还通过所谓的公益为自己捞取名声。“有些人给某些为公益事业捐款的企业家送张作品,如果该企业家捐了百万元,这名书画家就说他的作品卖了百万元,再与捐款者合影一张相片,然后在各大媒体上自我包装。”
“去官方化”势在必行
近年来,被查处的“官员书法家”不在少数。比如: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原副局长魏传忠、广东省政协原主席陈绍基、河南省政协原副主席靳绥东、郑州市委原书记王有杰等落马官员都有喜欢书法的“雅好”,不少人还是中书协会员。他们落马的原因也均涉及书法领域。他们落马后,因失去了“雅贿”的意义,他们的作品价格也一落千丈。
湖南省郴州原市委书记李大伦,在任时出版了《大伦书法作品集》,定价高达418元,短短几年,他卖这本书就赚了3000多万元。其落马后,该作品集无人问津。
河南省委原常委、郑州市委原书记王有杰曾在河南省博物院举行了个人书法作品展,并出版《王有杰书法集》。业界评估,当时他的字市场价是每平尺2000元。2007年1月19日,王有杰因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荆州中院判处死刑,缓刑二年执行。2012年10月,一家拍行通过网络拍出一幅王有杰的书法作品,起拍价30元,在线三天无人竞价,只得流拍。
刘佑局表示,现在书法界各种乱象说明,对这一领域腐败的预防还比较薄弱。
他认为,书协既是学术机构又是官方机构,所以这种复杂性给反腐败带来了一些不好界定的地方。中书协是正厅单位,按照相关规定,不能用影响力谋取私利,但是又不能规定他们不能售卖自己的书法作品,导致这个行业的反腐具有独特性和隐蔽性。刘佑局说,“现在非常有必要将各级书协,从官办转为民办。”
中共十八大后,随着反腐深入,文艺界的反腐也引人关注。2014年10月15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艺术家不要做权贵的奴隶。批评家不是引领市场、引导消费,而是沦为了市场的推手、金钱的奴隶。”
2015年1月16日,中纪委网站发表了时任中纪委书记王岐山的一篇讲话。王岐山说,有的领导干部楷书没写好,直接奔行草,还敢裱了送人。现在有的干部玩过了,飘飘然了,忘记了执政党和老百姓的关系了。
2014年12月2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时任陕西省书协主席周一波的文章。文章批评某些领导干部挤进艺术协会当“领导”,名正言顺地收钱,默许“雅贿”,个别人作品低劣,却卖得很火,实际上是利用协会领导的幌子中饱私囊。周一波还在文中,劝党政领导干部自觉退出协会主席团。
有评论认为,众多乱象的背后,说明书协组织亟须改革。中国各级书协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弊病已非常明显。中国新一轮的改革号角已吹响,要把书法艺术的发展纳入科学的体制,改革是必须的、别无选择的。
《中国新闻周刊》2020年第3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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