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开渠创作的“支援前线”

刘艺民和刘志惠在雕刻《胜利渡长江》

刘润芳和曹邦玉雕刻《欢迎解放军》

刘开渠给工人讲解雕塑内涵和技艺表现

部分参建人员在纪念碑前合影

北京复兴门桥畔的雕塑《和平》 于化云摄

1958年5月1日，人民英雄纪念碑揭幕典礼仪式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这是新中国第一个大型纪念性工程，是新中国美术史中城市雕塑的奠基之作。在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师、雕塑家背后，还有一群无名英雄，为纪念碑的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就是纪念碑的雕造人。

聘请外国专家还是使用中国石匠？

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为了纪念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在首都天安门广场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人民英雄纪念碑是中国跨入新时代的产物，它的建设必将载入共和国的史册。

为保证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尽善尽美，当时集中了全国最优秀的规划、建筑、美术人才。当十幅汉白玉浮雕泥塑工作进行中，寻找高级雕刻工人就到了关键时刻。因担心当时中国没有完全可以胜任现代雕刻的石刻人才，所以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建议从国外如苏联、法国这些国家聘请专家来华参加纪念碑雕刻，我国的艺术家王朝闻、江丰、王式廓等人组成的专家组也曾到苏联考察。但时值新中国成立初期,资金、接待等等困难较多,而且无法预知国外专家能否掌握中国建筑风格。因此，大家转而倾向在国内寻找合适的石刻工，后来的事实证明，我们自己的石刻工是完全能够胜任的。

担纲雕刻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的石刻工主要来自素有“雕刻之乡”美誉的河北曲阳。

曲阳石雕始于汉，兴于唐，盛于元，已有两千多年历史。曲阳当地出产汉白玉，曲阳人祖祖辈辈和石头打交道，练就了打磨石头的好手艺。元朝时期著名雕刻大师杨琼雕刻的“一狮一鼎”被元世祖忽必烈称为绝艺。清末时曲阳石匠雕刻的“仙鹤”“干枝梅”曾在巴拿马国际艺术博览会上荣获二等奖。从云冈石窟、乐山大佛、敦煌石窟、五台山佛像，到紫禁城、圆明园、颐和园，都有曲阳石雕的印记。很多曲阳人都与石雕结下不解之缘。从学徒开始砸碎石子、擦光雕塑、打凿石臼，到出徒学成雕刻石兽、塑造石人，谁的手艺高，谁的社会地位就高，谁的家庭就富裕。杨家、高家、刘家、董家、冉家几个大姓家族凭着石匠手艺薪火传承，促使曲阳的石雕行业繁盛兴旺，绵延不绝。

曲阳石匠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结缘

曲阳石匠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结缘，有两个说法。

第一个说法来自担任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五卅运动》石刻组组长曹学静之子曹忠亮的回忆：“我爸爸曾说：全国政协会议决定修建人民英雄纪念碑，最初考虑从苏联请40位专家来进行石刻，但当时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的刘澜涛表达了不同意见。刘澜涛从1931年就在华北地区打游击，开展革命工作，非常了解河北地区的情况，他知道河北曲阳县有大批优秀石刻人才，经过培训是可以完成人民英雄纪念碑石刻任务的。于是他向周恩来总理建议请曲阳石匠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雕刻工作，周恩来总理认为可行，就把这件事情交给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主任彭真去办，彭真请市政府秘书长薛子正落实。

当时任北京市政府党委办公室主任的刘汉章正是曲阳县羊平人，本身也会雕刻，于是薛子正请他先找一位曲阳石匠来试试。刘汉章找到当时在北京琉璃厂仿古雕塑很有名望的曲阳石匠冉景文，请他雕刻样品，看看是否符合雕刻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的基本要求。”

冉景文正是来自雕刻家族曲阳冉家，刘汉章请冉景文按毛主席照片雕刻一尊毛主席像，冉景文用了二十多天便雕刻成了一尊毛主席半身像。刘汉章把雕像送纪念碑兴建委员会的艺术家进行评审，获得了曾竹韶等专家的认可。

第二个说法来自2015年10月12日河北日报刊登的作者为王思达的文章——

请苏联专家进行纪念碑雕刻工作的消息，让曲阳人刘汉章夜不能寐。几天后，对家乡雕刻技艺满怀信心的他走进了北京市政府秘书长薛子正的办公室，陈述了曲阳石雕的悠久历史和精湛技艺，建议由曲阳石匠代替苏联专家完成雕刻任务。就这样，刘汉章找到了冉景文。大半辈子为古董商创造财富的冉景文听说是为新中国做贡献，十分高兴，欣然答应下来。

第一轮考试过关，冉景文将面临更难的考验。他们把冉景文请到中央美院，让其与雕塑专家进行现场比照：先是让一位雕塑家以美院一位后勤工人为模特，精心制作了一尊泥塑头像，然后再让冉景文照着来雕刻，这次是用点线机来完成。

冉景文的雕刻水平得到市政府人员和专家的赞赏，因此薛子正正式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提出了由曲阳雕刻艺人来承担(纪念碑)浮雕雕刻任务的建议。纪念碑兴建委员会采纳建议后向周恩来总理汇报。周总理听了汇报后高兴地说：人民英雄纪念碑，理应由人民来雕造。指示挑选一批曲阳石匠进京担当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雕刻任务。

两个说法虽然在细节上有些许不同，但中国石匠走上现代雕塑舞台，担任人民英雄纪念碑石雕工的过程描述基本是一致的。

传统石匠向现代雕刻技工转型

在决定使用中国自己的雕刻工匠后，1952年至1955年期间，纪念碑兴建委员会开始在河北省曲阳县、武强县和江苏省苏州市、山东省青岛市等地招集优秀的石工进京。

赴京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建设工程的工人需要经过家庭出身、个人表现、政治面貌、技术水平、身体条件等层层筛选，合格的工人到纪念碑工地后，每人首先依照石膏的西洋浮雕头像复制石刻头像，由专家检验水平，确定等级，然后进行培训。每一名工人都怀着激动的心情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建设，这是他们一生中最珍贵、最难忘、最辉煌的事情。

1953年，根据纪念碑兴建委员会的安排，被召集参加纪念碑工程的252人被分成10个组参加冬训。来自苏州、武强和青岛的石工主要负责装饰纪念碑花纹和平面雕刻，来自曲阳的石工主要负责纪念碑浮雕的刻制。这些工人在当地都是技术高手，他们当中很多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是乡县解放运动的中流砥柱。各组的正副组长都由中共党员担任。

在初步测定等级后，冉景文、刘润芳、王二生、刘兰星、杨志卿、杨志泉、刘秉杰、曹学静、高生元、刘志清、刘志杰、王胜杰12名工人被选送到中央美术学院进行培训，由刘开渠等专家进行教授。从点线机的使用到人体解剖学，从历史知识的了解到现实时事的学习，12名工人逐渐实现了从传统石匠到现代雕刻技工的转型。这些工人学成后由周总理亲自签发聘书，成为纪念碑建设各浮雕组的负责人。

参加浮雕工程的石刻工人在进入实际操作之前，以刘开渠的《毛主席半身像》、王丙召的《老头胸像》、萧传玖的《朱总司令像》、滑田友的《工农努力生产》、王临乙的《民族大团结》等雕塑作为考核项目进行实物雕刻，通不过考核的不得担负雕刻任务。美工组还以纪念碑浮雕中刘开渠的《妇女头像》、滑田友的《五四运动青年头像》为模型，指导工人们熟悉点线机操作，进行多种石刻技艺手法的演练。

参加纪念碑雕塑工程的所有石刻工人刻苦学习，通过了一道道考验，最终不但配合雕塑家圆满完成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雕刻工作，而且通过在纪念碑建设工程中的学习，迅速成为政治责任心强、具有一定艺术素质、技术炉火纯青的难得的现代雕刻技工。

顾士元是1955年从苏州来参加纪念碑工程的工人之一，他回忆起当年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建设工程的情形：“纪念碑工程在技术方面一丝不苟，有一点儿问题就会被开除。我们的技术就是在这个地方练出来的，特别是年轻的工人，提高得特别快。我们当时文化低，参加纪念碑工程后学的文化，从不懂到懂，从不成熟到成熟。当时我脑子里就一个想法：到北京我就一定要学好，干好。”

“你们的双手在雕刻历史”

进入实际操作时正值隆冬，条件艰苦，但参建工程的每个人都不以为苦，大家都铆足了劲，一心一意只为完成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刘秉杰之子刘献朝回忆说：“每逢有人采访我父亲，他总是提起在人民英雄纪念碑施工的那个隆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到施工现场检查工作。当他看到工人们在冬天作业很辛苦，就指示兴建委员会领导在工地搭起席棚。周总理还指示兴建委员会为石匠们每人每天供应二两白酒，并要求每天下午必须按时发放。”周总理还握着刘秉杰的手叮嘱：“英雄们创造了历史，雕刻家们创作英雄，你们的双手在雕刻历史呀!一定要雕好。”

除了紧张的工作学习外，纪念碑兴建委员会每星期都安排各种形式的文体活动，气氛非常活跃，在能容纳500人的大食堂，首场文艺演出就有刘开渠夫人程丽娜和萧传玖夫人刘伯英的表演。程丽娜在《人生是可以雕塑的——回忆刘开渠》一文中写道：“在纪念碑的兴建过程中，开渠很关心年轻人的学习。当时市政府规定，每周三是业务学习，开渠非常支持这一工作，他要求青年们要认真学习，还精心地为他们安排了模特儿，以提高他们的写生能力。此外，他还鼓励年轻人观摩电影、戏剧，参观各种艺术展览，以提高艺术素养。为了丰富大家的文化生活，施工部把原有的食堂改造成一个能容纳500人的大剧场，开渠非常支持业余的演出活动，首场演出就有我演的京剧《空城计》，还有萧传玖的夫人刘伯英演的《女起解》，我们的演出受到了大家的热烈欢迎。”

1957年11月，浮雕初步细刻完成。经过石刻艺人的精心雕刻，不但泥塑中的风骨精髓得到完美体现，而且精湛的刀功技法、精确的表现力度、精致的坚硬石质使浮雕艺术质量达到了极高水平，展现出了人民英雄的精神风貌。

1958年5月1日，人民英雄纪念碑揭幕典礼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北京市市长彭真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人民英雄纪念碑落成。

延伸阅读

周总理指示：留在北京做贡献

几辈的积累、果断的抉择、时代的需要，孕育出新中国第一代现代石刻工。1958年6月1日，在人民英雄纪念碑正式落成后一个月，全国第一个国营雕塑设计加工企业——北京市建筑艺术雕塑工厂正式成立。

人民英雄纪念碑《南昌起义》石刻组组长高生元之女高景顺回忆父亲曾说：“人民英雄纪念碑竣工后，周总理及其他领导人看后非常高兴，周总理指示说：我们不请外国雕塑家也完成了任务，而且非常出色，这说明中国的雕塑艺术很了不起，并不亚于外国人，今后这些艺人就不要回去了，留在北京继续为祖国的雕塑艺术做贡献。”

被称为新中国雕塑先驱的刘开渠以领导者和艺术家的双重身份和独特的眼光意识到中国雕塑的发展离不开一个实体的雕塑企业。刘开渠的夫人程丽娜在《人生是可以雕塑的——回忆刘开渠》一文中提到：“开渠认为这些经过多年培训的人才，不可多得，最好组织起来成立雕塑院，可以完成一些雕塑项目。没有工程的时候，可以继续深造，这样不但安置了人才，又对雕塑事业的发展、提高有利，岂不两全其美?开渠甚至连雕塑院的领导都有了初步的人选设想，他推荐王朝闻任院长，因为他既是老党员又是雕塑家、理论家。贾国卿在整个纪念碑的建设工作中表现出了出色的领导才能，他可担任院长助理。开渠曾把自己的想法向江丰(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和贾国卿等人提过，大家都非常赞同。”但当时因为种种原因，刘开渠的设想在实施中发生了一些变化。人民英雄纪念碑落成后，纪念碑雕塑组的班子改组为北京市建筑艺术雕塑工厂，划归北京市房管局领导，刘开渠被聘为顾问。

北雕厂成立后完成了遍布祖国多地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大型肖像雕塑和南京雨花台烈士群雕等纪念雕塑，还有广州《五羊》、兰州《黄河母亲》等城市雕塑，北京复兴门桥畔少女造型的《和平》雕塑也出自北雕厂工人之手。北雕厂创作的经典雕塑成为新中国城市雕塑时代发展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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